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的通知
各级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已经2020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月22日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维护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网络犯罪是指针对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以及其他上下游关联犯罪。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加强全链条惩治，注重审查和发现上下游关联犯罪线索。对涉嫌犯罪，公安机关未立案侦查、应当提请批准逮捕而未提请批准逮捕或者应当移送起诉而未移送起诉的，依法进行监督。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坚持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并举，建立捕、诉、监、防一体的办案机制，加强以案释法，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促进有关部门、行业组织、企业等加强网络犯罪预防和治理，净化网络空间。
第五条 网络犯罪案件的管辖适用刑事诉讼法及其他相关规定。
有多个犯罪地的，按照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有利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保证案件公正处理的原则确定管辖。
因跨区域犯罪、共同犯罪、关联犯罪等原因存在管辖争议的，由争议的人民检察院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的上级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加强跨区域协作办案，强化信息互通、证据移交、技术协作，增强惩治网络犯罪的合力。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加强对电子数据收集、提取、保全、固定等的审查，充分运用同一电子数据往往具有的多元关联证明作用，综合运用电子数据与其他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第八条 建立检察技术人员、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网络犯罪案件办理制度。根据案件办理需要，吸收检察技术人员加入办案组辅助案件办理。积极探索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辅助办案，提高网络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对集团犯罪或者涉案人数众多的，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主观恶性、犯罪情节及地位、作用等综合判断责任轻重和刑事追究的必要性，按照区别对待原则分类处理，依法追诉。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把追赃挽损贯穿始终，主动加强与有关机关协作，保证及时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阻断涉案财物移转链条，督促涉案人员退赃退赔。
第二章 引导取证和案件审查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重点围绕主体身份同一性、技术手段违法性、上下游行为关联性等方面全面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注重电子数据与其他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构建完整的证据体系。
第十二条 经公安机关商请，根据追诉犯罪的需要，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适时介入重大、疑难、复杂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活动，并对以下事项提出引导取证意见：
（一）案件的侦查方向及可能适用的罪名；
（二）证据的收集、提取、保全、固定、检验、分析等；
（三）关联犯罪线索；
（四）追赃挽损工作；
（五）其他需要提出意见的事项。
人民检察院开展引导取证活动时，涉及专业性问题的，可以指派检察技术人员共同参与。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了解案件办理情况：
（一）查阅案件材料；
（二）参加公安机关对案件的讨论；
（三）了解讯（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的情况；
（四）了解、参与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
（五）其他方式。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介入网络犯罪案件侦查活动，发现关联犯罪或其他新的犯罪线索，应当建议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或移送相关部门；对于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监督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案件侦查情况，向公安机关提出以下取证意见：
（一）能够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的，及时扣押、封存；
（二）扣押可联网设备时，及时采取信号屏蔽、信号阻断或者切断电源等方式，防止电子数据被远程破坏；
（三）及时提取账户密码及相应数据，如电子设备、网络账户、应用软件等的账户密码，以及存储于其中的聊天记录、电子邮件、交易记录等；
（四）及时提取动态数据，如内存数据、缓存数据、网络连接数据等；
（五）及时提取依赖于特定网络环境的数据，如点对点网络传输数据、虚拟专线网络中的数据等；
（六）及时提取书证、物证等客观证据，注意与电子数据相互印证。
第十六条 对于批准逮捕后要求公安机关继续侦查、不批准逮捕后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者审查起诉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网络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重点围绕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事项，有针对性地制作继续侦查提纲或者补充侦查提纲。对于专业性问题，应当听取检察技术人员或者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
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了解案件继续侦查或者补充侦查的情况。
第十七条 认定网络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结合全案证据，围绕犯罪嫌疑人与原始存储介质、电子数据的关联性、犯罪嫌疑人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同一性，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扣押、封存的原始存储介质是否为犯罪嫌疑人所有、持有或者使用；
（二）社交、支付结算、网络游戏、电子商务、物流等平台的账户信息、身份认证信息、数字签名、生物识别信息等是否与犯罪嫌疑人身份关联；
（三）通话记录、短信、聊天信息、文档、图片、语音、视频等文件内容是否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四）域名、IP地址、终端MAC地址、通信基站信息等是否能够反映电子设备为犯罪嫌疑人所使用；
（五）其他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主体身份的内容。
第十八条 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客观行为，应当结合全案证据，围绕其利用的程序工具、技术手段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犯罪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关联性，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设备信息、软件程序代码等作案工具；
（二）系统日志、域名、IP地址、WiFi信息、地理位置信息等是否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轨迹；
（三）操作记录、网络浏览记录、物流信息、交易结算记录、即时通信信息等是否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内容；
（四）其他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客观行为的内容。
第十九条 认定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应当结合犯罪嫌疑人的认知能力、专业水平、既往经历、人员关系、行为次数、获利情况等综合认定，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反映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的聊天记录、发布内容、浏览记录等；
（二）犯罪嫌疑人行为是否明显违背系统提示要求、正常操作流程；
（三）犯罪嫌疑人制作、使用或者向他人提供的软件程序是否主要用于违法犯罪活动；
（四）犯罪嫌疑人支付结算的对象、频次、数额等是否明显违反正常交易习惯；
（五）犯罪嫌疑人是否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
（六）其他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的内容。
第二十条 认定犯罪行为的情节和后果，应当结合网络空间、网络行为的特性，从违法所得、经济损失、信息系统的破坏、网络秩序的危害程度以及对被害人的侵害程度等综合判断，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聊天记录、交易记录、音视频文件、数据库信息等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违法所得、获取和传播数据及文件的性质、数量的内容；
（二）账号数量、信息被点击次数、浏览次数、被转发次数等能够反映犯罪行为对网络空间秩序产生影响的内容；
（三）受影响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数量、服务器日志信息等能够反映犯罪行为对信息网络运行造成影响程度的内容；
（四）被害人数量、财产损失数额、名誉侵害的影响范围等能够反映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的人身、财产等造成侵害的内容；
（五）其他能够反映犯罪行为情节、后果的内容。
第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逐一收集相关言词证据的，可以根据记录被害人人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数量、涉案资金数额等犯罪事实的电子数据、书证等证据材料，在审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辩解、辩护意见的基础上，综合全案证据材料，对相关犯罪事实作出认定。
第二十二条 对于数量众多的同类证据材料，在证明是否具有同样的性质、特征或者功能时，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全部验证的，可以进行抽样验证。
第二十三条 对鉴定意见、电子数据等技术性证据材料，需要进行专门审查的，应当指派检察技术人员或者聘请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
第二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自行侦查：
（一）公安机关未能收集的证据，特别是存在灭失、增加、删除、修改风险的电子数据，需要及时收集和固定的；
（二）经退回补充侦查未达到补充侦查要求的；
（三）其他需要自行侦查的情形。
第二十五条 自行侦查由检察官组织实施，开展自行侦查的检察人员不得少于二人。需要技术支持和安全保障的，由人民检察院技术部门和警务部门派员协助。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予以配合。
第二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的部门，发现或者收到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应当及时移送负责公益诉讼的部门处理。
第三章 电子数据的审查
第二十七条 电子数据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主要包括以下形式：
（一）网页、社交平台、论坛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
（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通讯信息；
（三）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数字签名、生物识别信息等用户身份信息；
（四）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浏览记录、操作记录、程序安装、运行、删除记录等用户行为信息；
（五）恶意程序、工具软件、网站源代码、运行脚本等行为工具信息；
（六）系统日志、应用程序日志、安全日志、数据库日志等系统运行信息；
（七）文档、图片、音频、视频、数字证书、数据库文件等电子文件及其创建时间、访问时间、修改时间、大小等文件附属信息。
第二十八条 电子数据取证主要包括以下方式：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电子数据检查和侦查实验；电子数据检验和鉴定。
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
（二）现场提取电子数据；
（三）在线提取电子数据；
（四）冻结电子数据；
（五）调取电子数据。
第二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围绕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对电子数据进行全面审查。注重审查电子数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多元关联，加强综合分析，充分发挥电子数据的证明作用。
第三十条 对电子数据是否客观、真实，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移送原始存储介质，在原始存储介质无法封存、不便移动时，是否说明原因，并注明相关情况；
（二）电子数据是否有数字签名、数字证书等特殊标识；
（三）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过程及结果是否可以重现；
（四）电子数据有增加、删除、修改等情形的，是否附有说明；
（五）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是否可以保证。
第三十一条 对电子数据是否完整，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原始存储介质的扣押、封存状态是否完好；
（二）比对电子数据完整性校验值是否发生变化；
（三）电子数据的原件与备份是否相同；
（四）冻结后的电子数据是否生成新的操作日志。
第三十二条 对电子数据的合法性，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保管的方法和过程是否规范；
（二）查询、勘验、扣押、调取、冻结等的法律手续是否齐全；
（三）勘验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等取证记录是否完备；
（四）是否由符合法律规定的取证人员、见证人、持有人（提供人）等参与，因客观原因没有见证人、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是否说明原因；
（五）是否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六）对于收集、提取的境外电子数据是否符合国（区）际司法协作及相关法律规定的要求。
第三十三条 对电子数据的关联性，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电子数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
（二）电子数据及其存储介质与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关联性。
第三十四条 原始存储介质被扣押封存的，注重从以下方面审查扣押封存过程是否规范：
（一）是否记录原始存储介质的品牌、型号、容量、序列号、识别码、用户标识等外观信息，是否与实物一一对应；
（二）是否封存或者计算完整性校验值，封存前后是否拍摄被封存原始存储介质的照片，照片是否清晰反映封口或者张贴封条处的状况；
（三）是否由取证人员、见证人、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十五条 对原始存储介质制作数据镜像予以提取固定的，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记录原始存储介质的品牌、型号、容量、序列号、识别码、用户标识等外观信息，是否记录原始存储介质的存放位置、使用人、保管人；
（二）是否附有制作数据镜像的工具、方法、过程等必要信息；
（三）是否计算完整性校验值；
（四）是否由取证人员、见证人、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十六条 提取原始存储介质中的数据内容并予以固定的，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记录原始存储介质的品牌、型号、容量、序列号、识别码、用户标识等外观信息，是否记录原始存储介质的存放位置、使用人、保管人；
（二）所提取数据内容的原始存储路径，提取的工具、方法、过程等信息，是否一并提取相关的附属信息、关联痕迹、系统环境等信息；
（三）是否计算完整性校验值；
（四）是否由取证人员、见证人、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十七条 对于在线提取的电子数据，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记录反映电子数据来源的网络地址、存储路径或者数据提取时的进入步骤等；
（二）是否记录远程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访问方式、电子数据的提取日期和时间、提取的工具、方法等信息，是否一并提取相关的附属信息、关联痕迹、系统环境等信息；
（三）是否计算完整性校验值；
（四）是否由取证人员、见证人、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
对可能无法重复提取或者可能出现变化的电子数据，是否随案移送反映提取过程的拍照、录像、截屏等材料。
第三十八条 对冻结的电子数据，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冻结手续是否符合规定；
（二）冻结的电子数据是否与案件事实相关；
（三）冻结期限是否即将到期、有无必要继续冻结或者解除；
（四）冻结期间电子数据是否被增加、删除、修改等。
第三十九条 对调取的电子数据，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调取证据通知书是否注明所调取的电子数据的相关信息；
（二）被调取单位、个人是否在通知书回执上签名或者盖章；
（三）被调取单位、个人拒绝签名、盖章的，是否予以说明；
（四）是否计算完整性校验值或者以其他方法保证电子数据的完整性。
第四十条 对电子数据进行检查、侦查实验，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记录检查过程、检查结果和其他需要记录的内容，并由检查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二）是否记录侦查实验的条件、过程和结果，并由参加侦查实验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三）检查、侦查实验使用的电子设备、网络环境等是否与发案现场一致或者基本一致；
（四）是否使用拍照、录像、录音、通信数据采集等一种或者多种方式客观记录检查、侦查实验过程。
第四十一条 对电子数据进行检验、鉴定，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鉴定主体的合法性。包括审查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员的资质，委托鉴定事项是否符合司法鉴定机构的业务范围，鉴定人员是否存在回避等情形；
（二）鉴定材料的客观性。包括鉴定材料是否真实、完整、充分，取得方式是否合法，是否与原始电子数据一致；
（三）鉴定方法的科学性。包括鉴定方法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方法标准的选用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四）鉴定意见的完整性。是否包含委托人、委托时间、检材信息、鉴定或者分析论证过程、鉴定结果以及鉴定人签名、日期等内容；
（五）鉴定意见与其他在案证据能否相互印证。
对于鉴定机构以外的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可以参照本条规定进行审查。
第四十二条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依法收集、提取的电子数据，人民检察院经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
第四十三条 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程序有下列瑕疵，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未以封存状态移送的；
（二）笔录或者清单上没有取证人员、见证人、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的；
（三）对电子数据的名称、类别、格式等注明不清的；
（四）有其他瑕疵的。
第四十四条 电子数据系篡改、伪造、无法确定真伪的，或者有其他无法保证电子数据客观、真实情形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电子数据有增加、删除、修改等情形，但经司法鉴定、当事人确认等方式确定与案件相关的重要数据未发生变化，或者能够还原电子数据原始状态、查清变化过程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四十五条 对于无法直接展示的电子数据，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电子数据的内容、存储位置、附属信息、功能作用等情况的说明，随案移送人民法院。
第四章 出庭支持公诉
第四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的网络犯罪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建议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
（一）案情疑难复杂的；
（二）跨国（边）境、跨区域案件社会影响重大的；
（三）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等人数众多、证据材料较多的；
（四）控辩双方对电子数据合法性存在较大争议的；
（五）案件涉及技术手段专业性强，需要控辩双方提前交换意见的；
（六）其他有必要召开庭前会议的情形。
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法庭申请指派检察技术人员或者聘请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参加庭前会议。
第四十七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网络犯罪案件，公诉人出示证据可以借助多媒体示证、动态演示等方式进行。必要时，可以向法庭申请指派检察技术人员或者聘请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相关技术操作，并就专门性问题发表意见。
公诉人在出示电子数据时，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说明：
（一）电子数据的来源、形成过程；
（二）电子数据所反映的犯罪手段、人员关系、资金流向、行为轨迹等案件事实；
（三）电子数据与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书证等的相互印证情况；
（四）其他应当说明的内容。
第四十八条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电子数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提出辩解或者辩护意见的，公诉人可以围绕争议点从证据来源是否合法，提取、复制、制作过程是否规范，内容是否真实完整，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等方面，有针对性地予以答辩。
第四十九条 支持、推动人民法院开庭审判网络犯罪案件全程录音录像。对庭审全程录音录像资料，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商请人民法院复制，并将存储介质附检察卷宗保存。
第五章 跨区域协作办案
第五十条 对跨区域网络犯罪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相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办案协作。
第五十一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办案需要，可以统一调用辖区内的检察人员参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
第五十二条 办理关联网络犯罪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相互申请查阅卷宗材料、法律文书，了解案件情况，被申请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协助。
第五十三条 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需要向办理关联网络犯罪案件的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据材料的，可以持相关法律文书和证明文件申请调取在案证据材料，被申请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配合。
第五十四条 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需要异地调查取证的，可以将相关法律文书及证明文件传输至证据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请其代为调查取证。相关法律文书应当注明具体的取证对象、方式、内容和期限等。
被请求协助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协助，及时将取证结果送达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无法及时调取的，应当作出说明。被请求协助的人民检察院有异议的，可以与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进行协商；无法解决的，由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报请共同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
第五十五条 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需要询问异地证人、被害人的，可以通过远程视频系统进行询问，证人、被害人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协助。远程询问的，应当对询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第六章 跨国（边）境司法协作
第五十六条 办理跨国网络犯罪案件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及我国批准加入的有关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加强国际司法协作，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协作国司法主权、坚持平等互惠原则，提升跨国司法协作质效。
第五十七条 地方人民检察院在案件办理中需要向外国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应当制作刑事司法协助请求书并附相关材料，经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后，由我国与被请求国间司法协助条约规定的对外联系机关向外国提出申请。没有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通过外交途径联系。
第五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参加现场移交境外证据的检察人员不少于二人，外方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移交、开箱、封存、登记的情况应当制作笔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或者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代表、外方移交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一般应当全程录音录像。有其他见证人的，在笔录中注明。
第五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对境外收集的证据，应当审查证据来源是否合法、手续是否齐备以及证据的移交、保管、转换等程序是否连续、规范。
第六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涉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网络犯罪案件，需要当地有关部门协助的，可以参照本规定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其他相关规定。
第六十二条 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信息网络，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固定电话机、移动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固定通信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以及局域网络；
（二）存储介质，是指具备数据存储功能的电子设备、硬盘、光盘、优盘、记忆棒、存储芯片等载体；
（三）完整性校验值，是指为防止电子数据被篡改或者破坏，使用散列算法等特定算法对电子数据进行计算，得出的用于校验数据完整性的数据值；
（四）数字签名，是指利用特定算法对电子数据进行计算，得出的用于验证电子数据来源和完整性的数据值；
（五）数字证书，是指包含数字签名并对电子数据来源、完整性进行认证的电子文件；
（六）生物识别信息，是指计算机利用人体所固有的生理特征（包括人脸、指纹、声纹、虹膜、DNA等）或者行为特征（步态、击键习惯等）来进行个人身份识别的信息；
（七）运行脚本，是指使用一种特定的计算机编程语言，依据符合语法要求编写的执行指定操作的可执行文件；
（八）数据镜像，是指二进制（0101排序的数据码流）相同的数据复制件，与原件的内容无差别；
（九）MAC地址，是指计算机设备中网卡的唯一标识，每个网卡有且只有一个MAC地址。
第六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国家安全机关、海警机关、监狱等移送的网络犯罪案件，适用本规定和其他相关规定。
第六十四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六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发布时间：2020年2月26日
2021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下称《规定》），社会上广为关注。近日，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孙谦就《规定》出台的背景、意义、特点以及内容要点等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孙检您好！请您介绍一下发布这个《规定》的主要考虑？
孙谦：最高检发布这个《规定》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是适应网络犯罪治理形势发展要求。当前，网络犯罪不断滋生蔓延，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同时，网络犯罪手段迭代更新，新型犯罪形式层出不穷，呈现出集团化、链条化、产业化特征。近年来，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惩治网络犯罪力度的呼声很高。
另一方面，《规定》立足检察办案，围绕网络犯罪案件特点，从“提升理念、规范办案、统一标准、完善机制”等方面考虑，细化和规范办案程序，目的是依法、及时、从严追诉，有效加强网络犯罪治理。应当说，网络犯罪的快速发展演变，也是在不断地给检察机关的办案能力提出新的挑战、新的考验。从了解的情况看，检察机关在办案理念、办案能力和办案机制上，还不能完全适应惩治网络犯罪的形势需要。特别是对于电子数据的审查运用，实践中不少检察人员存在着能力短板和本领恐慌。近年来，虽然司法机关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办理网络犯罪的司法解释，但在具体收集、审查、运用电子证据方面，还缺乏细化的规范指引。所以，发布这个《规定》，是因应基层检察官的办案需要。
记者：正如您所说，当前网络犯罪多发高发，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稳定的“毒瘤”，人民群众也是高度关切。《规定》发布将对网络犯罪治理起到哪些重要的作用，具有哪些积极的意义？
孙谦：当前，网络犯罪日益猖獗，由此带来的社会风险和危害也与日俱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检察机关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关键是要履行好司法办案职能，加大对网络犯罪惩治力度，这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法治责任。《规定》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指引，将“维护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努力在网络犯罪治理中展现检察作为、发挥检察作用。具体来说，主要有三方面意义：
一是提升办案能力，形成办案合力，加大检察机关惩治网络犯罪的力度。《规定》从办案理念、审查要求、工作机制三方面，对检察机关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进行全方位、全流程的规范和指引，目的就是要切实提升检察人员的专业能力，形成办案合力，依法从严追诉犯罪。特别是针对当前围绕网络犯罪的“黑灰产”链条越来越长、危害越来越大的形势，《规定》专门提出“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加强全链条惩治，注重审查和发现上下游关联犯罪线索。对涉嫌犯罪，公安机关未立案侦查、应当提请批准逮捕而未提请批准逮捕或者应当移送起诉而未移送起诉的，依法进行监督“。就是要从根本上斩断网络犯罪利益链条，挤压违法犯罪生存空间。
二是加强多元共治，净化网络生态，推动建设法治化网络空间。网络空间治理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需要全社会各部门各行业的共同协作。《规定》提出“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建立捕、诉、监、防一体的办案机制，加强以案释法，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促进有关部门、行业组织、企业等加强网络犯罪预防和治理”。检察机关结合司法办案，将“惩”“防”“治”结合起来，坚持惩处为要、预防为先、治理为本，通过主动、充分履职，推动加强行政监管、强化行业治理、落实平台责任，协同推进社会共治，共建清朗的网络空间。
三是警示犯罪分子，释放网络空间不容犯罪藏身的强烈信号。《规定》发布后，我们将结合《规定》的执行情况，持续、定期发布网络犯罪典型、指导性案例。这既是加强对各地检察机关办案指导的需要，也是要通过以案释法，揭示网络犯罪的行为模式和危害本质，发挥对社会公众的提醒警示作用，正告违法犯罪分子，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不能心存侥幸，坚决遏制网络犯罪的高发势头。
记者：最高检发布的《规定》共7章65条，内容比较全面，专业性也较强，能否简要介绍起草《规定》的主要思路和内容要点？
孙谦：在《规定》起草中，我们始终坚持围绕针对性和实用性，强化专业规范。
一是突出网络犯罪案件特点。《规定》以司法办案为中心，以刑事诉讼程序为主线，从引导取证、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等对检察机关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进行了相对全面的规定。在具体条款设置时，梳理总结基层一线的办案实践，对现有的刑事法律规定在网络犯罪案件办理中的适用进行细化，增强可操作性。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规定》围绕当前检察机关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一线检察官的主要关切，有针对性地安排章节、设置条款。特别是对于引导取证、案件审查、电子数据审查和跨区域协作办案等重点问题，专设章节进行规定。
三是充分关注执法与技术要素的融合。考虑到网络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特别是办案和技术融合的实践和趋势，《规定》既注重面向办案人员，对于办案审查提出规范指引；又注重面向技术人员，对于技术支持办案提出基本要求。同时，考虑到《规定》涉及不少技术性问题，为使相关的专业技术表述便于理解，对于行业内固定用语，在附则中设置用语说明；对于其他专业性用语，在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进行适当调整，在内容上更加适应办案的要求，在表述上更加符合法律用语的习惯。
四是注重借鉴吸收各方有益成果和建议。《规定》制定过程中，我们十分关注吸收地方检察机关的有益经验成果，充分听取互联网企业的专业意见。为此，我们全面收集研究近年来地方检察机关制定的相关制度规范，安排一线检察官和检察技术人员参与研究论证，邀请互联网企业专家逐条听取他们的意见，努力使《规定》既符合法律规定和技术规则，又贴近互联网行业发展和基层办案的实际。
记者：《规定》对网络犯罪案件的审查做了系统、全面的规范要求，与传统犯罪相比较，网络犯罪案件的审查有什么专门的特点？
孙谦：与传统犯罪相比，网络犯罪无论是在犯罪空间、犯罪方式还是在犯罪形态方面，都与传统刑事犯罪不同。实践中，有不少检察办案人员对于这种不同特点了解还不够深入。有的办案人员认为，网络犯罪不过是传统犯罪在网络空间的再现，运用传统的审查方式也可以。但实际上，这其中还是有很大不同。比如，网络犯罪多是通过网络身份来实施，这就首先要求通过网络身份去确定现实中的行为人，已确保行为人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同一性，这是网络犯罪主体审查的一个特别要求。又如，前面所述，当前网络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链条化，往往是一个行为套着一个行为，相互交织关联。因此，全面了解犯罪行为，就要注重审查网络犯罪上下游行为的关联性，在整个犯罪链条中认定犯罪行为的方式与作用。有的办案人员认为，网络犯罪由于借助了电子设备、网络账号，通过互联网隐藏了行为人的身份，犯罪就很难被发现。随着我们对电子数据的认识与掌握逐步深入，事实上，通过网络实施的犯罪更容易在网络空间留下行为痕迹。从一定程度上讲，网络犯罪的可侦查、审查的证据甚至比传统犯罪的证据更多。如通话记录的信息可以反映行为人的社会关系，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可以综合反映犯罪嫌疑人的职业、家庭、身份等，微信等社交账号的注册信息也可以直接指向行为人的身份信息等。关键是要重视发挥电子数据在案件证明中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规定》中提出网络犯罪审查的总体要求，即“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重点围绕主体身份同一性、技术手段违法性、上下游行为关联性等方面全面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注重电子数据与其他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构建完整的证据体系”。同时，《规定》中又分别对网络犯罪主体、客观行为、主观方面和情节后果，提出了需要注重审查的内容。
关于网络犯罪主体审查。与传统犯罪通过照片辨认、视频比对、指纹比对等方式直接认定行为人不同，网络犯罪多是借助电子设备实施，往往生成大量电子数据。审查犯罪主体时，首先要认定电子设备是否为行为人所有、持有或使用；同时，还要建立行为人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之间的同一关联。前者我们称之为“人机同一性审查”，后者称之为“身份同一性审查”。只有对两种同一性进行全面审查，才能综合认定网络犯罪的主体。
对于“人机同一性”审查，简单地说，就是证明电子设备是否为在案的行为人所有、持有或使用。《规定》提出，可以通过通话记录、短信、聊天信息、文档等文件内容来进行审查，也可以通过审查域名、IP地址、终端MAC地址、通信基站信息等网络标识信息，综合其他证据，证明行为人与电子设备之间的对应关系。例如，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中，侦查人员在犯罪嫌疑人的家中起获笔记本电脑一台，犯罪嫌疑人辩解称其不知道电脑的存在，且非为其本人使用，经过审查电脑中存储的犯罪嫌疑人与家人的照片、视频文件等，判断该电脑系其本人使用。对于“身份同一性”的审查，就是要建立行为人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之间的同一关联。实践中比较常用的，通过审查行为人社交、支付结算、网络游戏、电子商务、物流等平台的账户信息、身份认证信息、数字签名、生物识别信息等，结合其他证据，判断行为人网络身份和现实身份的相互对应。
关于网络犯罪主观方面审查。由于网络犯罪是一种非接触性的犯罪，加之其产业链长且分工精细，认定犯罪主观方面是办案的难点问题。《规定》对此作出专门规定。要求坚持综合认定的原则，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专业水平、既往经历、人员关系、行为次数、获利情况等综合认定，不能仅仅通过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是涉案数额、造成损失等简单推定。
记者：电子数据作为信息时代的“证据之王”，在网络犯罪案件办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面对的电子数据有哪些，《规定》作了哪些分类梳理？
孙谦：要全面掌握电子数据，首先要了解电子数据的形式种类。2016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列举了四类常见的电子数据形式。但是，随着网络空间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数据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电子数据形式，如生物识别信息等等。
为此，《规定》根据实践发展和办案需要，在原来规定的四类电子数据基础上，进一步扩充至七类电子数据，主要包括以下形式：（一）网页、社交平台、论坛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通讯信息；（三）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数字签名、生物识别信息等用户身份信息；（四）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浏览记录、操作记录、程序安装、运行、删除记录等用户行为信息；（五）恶意程序、工具软件、网站源代码、运行脚本等行为工具信息；（六）系统日志、应用程序日志、安全日志、数据库日志等系统运行信息；（七）文档、图片、音频、视频、数字证书、数据库文件等电子文件及其创建时间、访问时间、修改时间、大小等文件附属信息。这样规定，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当前网络空间电子数据的形式，更好地指引检察人员收集提取各类电子数据，这对有力证明指控犯罪十分必要。
记者：电子数据审查是网络犯罪案件办理的重点。我们注意到，《规定》设置专章对此进行规定，可否介绍一下在这方面，检察机关审查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孙谦：对于电子数据审查，《规定》结合电子数据特点和办案实践总结，设置了四点总体要求。
一是注重审查电子数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我们知道，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是刑事诉讼证据的固有属性，电子数据作为刑事诉讼法定证据的一种，也应围绕“三性”开展审查。《规定》对此分别提出了“三性”审查的基本要求。其中，客观性审查包括真实性和完整性两方面审查。由于电子数据具有易变性，我们在审查电子数据时，既要关注其本身是否客观真实，也要关注在收集提取之后是否被增加、删除、修改。如果存在被增加、删除、修改，电子数据的客观真实也就难以完全保证。
二是注重挖掘同一电子数据往往具有的多元关联证明作用。由于电子数据记录信息的丰富性，一份电子数据往往可以证明多方面的案件事实。因此，审查电子数据时，要注重从多个角度挖掘电子数据与案件事实的多元关联，充分发挥电子数据的证明作用。
三是注重加强电子数据与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电子数据的广泛出现加上它具有的多元关联证明作用，为办案提供了更多的证明支持。在网络犯罪案件办理中，要更加重视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和审查运用，加强电子数据和其他证据之间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强，拓展案件证据的收集范围，拓宽证据的审查视角，丰富证据的运用方式，构建更加完整、细化的指控网络犯罪的证据链。
四是注重加强对瑕疵电子数据的审查。对于收集、提取程序有瑕疵的电子数据，经补正或能够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不能补正或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电子数据系篡改、伪造、无法确定真伪的，或者有其他无法保证电子数据客观、真实情形的，则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记者：我们注意到，相比较以往的程序性规范，《规定》在出庭支持公诉一章特别强调了举证方式以及对电子数据的法庭说明，有一定的创新性。请介绍一下作出这一规定的考虑。
孙谦：与其他证据相比，电子数据具有特殊的属性，比如技术性强、相对抽象、数量众多等，这就要求公诉人在法庭举证时，要采取合适的举证方式，直观展示电子数据，要展示的清楚，让法庭听得懂。《规定》第四十七条根据电子数据的特性，对网络犯罪案件法庭举证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方面，考虑到电子数据具有抽象性，通过特定的网络环境和电子设备等载体来展现。实践中多采取多媒体演示的方式举证。《规定》借鉴实践做法，提出公诉人出示证据可以借助多媒体示证、动态演示等方式进行。另一方面，考虑到电子数据往往数量众多有时还是海量级，对于公诉人而言，出示电子数据时，既要做到“读得懂”，让参加庭审人员了解电子数据的基本情况；又要做到“说得清”，从众多的电子数据中梳理出案件的脉络，展示行为轨迹和案件争议焦点。因此，《规定》提出，在法庭出示电子数据时，检察官应当从电子数据的来源、形成过程；电子数据所反映的人员关系、资金流向、行为轨迹等案件事实；电子数据与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书证等的相互印证情况，对电子数据进行针对性地说明。
此外，考虑到电子数据技术性强，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需要专门的说明解读，出庭检察官自身专业背景有时难以胜任。《规定》提出，必要时，可以向法庭申请指派检察技术人员或者聘请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相关技术操作，并就专门性问题发表意见。
记者：《规定》特别提出要建立检察技术人员、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网络犯罪案件办理制度，而且在不同诉讼环节作了细化规定，较传统办案模式，应该说是一个突破、创新。设置这样的规定，有何特别的考虑？
孙谦：当前，网络犯罪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案件涉及的一些内容已经远远超越了办案人员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范围。如何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办案人员自身提升能力是一个方面，很重要的是要加强专业技术支持，把技术深度融入办案之中，提升办案专业化水平。为此，《规定》立足办案与技术融合的理念，专门提出要建立检察技术人员、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参与网络犯罪案件办理，并在各个诉讼环节都相应设置了具体规定，以更好发挥技术对办案专业支持作用，形成办案合力，提升办案潜能。
《规定》尤其强调要发挥好检察技术人员对办案的专业支持作用。之所以这么规定，主要考虑实践中，检察机关以外的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主要是参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而大量的普通案件的专业辅助，全流程参与案件办理，则更多需要检察技术人员的支持。
为此，《规定》设置了7个条款强化检察技术人员支持参与办案。其中，在参与方式上，《规定》提出，根据案件办理需要，吸收检察技术人员加入办案组辅助案件办理。检察技术人员作为办案组的成员，全程参与案件办理，提供专业辅助支持，将有力提升网络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需要明确的是，如果检察技术人员以鉴定人身份参与办案，为保持鉴定人身份的中立性，其不能再作为办案组成员参与办案。在参与环节上，《规定》分别从引导取证，案件审查、自行侦查、庭前会议、庭审等环节，对检察技术支持参与办案进行了全流程的规定。
记者：根据以往的经验，各地检察机关根据管辖权或者是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指定管辖办理案件，各地在办理案件方面交集较少。《规定》设置专章规定检察机关的跨区域办理，请介绍一下这样设置的意义及主要内容。
孙谦：网络犯罪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跨域性。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承办案件的检察机关都有可能需要其他相关地方的检察机关协作支持。实践中，检察机关协作办案机制还不是很健全，协作方式还比较传统，协作效果不够明显，检察一体化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办案效能。关于这方面工作，公安机关实践较为充分，积累了不少经验做法，在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中明确规定。《规定》参照公安部相关要求，设立“跨区域协作办案”专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问题。
关于办案机制问题。面对网络犯罪跨域化态势，检察机关要改变传统的办案方式，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推动建立常态化的跨区域协作办案机制。《规定》指出，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相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办案协作，强化信息互通、证据移交、技术协作，增强惩治网络犯罪的合力。
关于人员调配问题。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相关规定，《规定》提出，上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办案需要，可以统一调用辖区内检察人员参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检察人员既包括检察官、检察官助理，也包括检察技术人员。特别是当前网络犯罪检察工作发展还不够均衡，检察技术人员相对集中在部分工作基础较好的检察院，遇到专业性技术问题，需要上级检察机关加强区域内统筹配置，以更好适应办案需要。
关于案情互通问题。考虑到关联网络犯罪案件，事实证据相互交织，加强案情互通，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提高诉讼效率。为此，《规定》提出，办理关联网络犯罪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相互申请查阅卷宗材料、法律文书，了解案件情况。被申请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协助。
关于证据调取问题。《规定》分别对自行调取和代为调取提出了要求。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网络犯罪案件需要跨区域取证频率较高、数量较多、范围较广，加之办案期限以及疫情等其他不确定因素的限制影响，传统的自行赴异地调取今后将难以适应办案要求。为此，《规定》提出，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需要异地调查取证的，可以将法律文书及证明文件传输至证据所在地检察院，请其代为取证。被请求协助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协助、及时反馈。同时，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在法律文书中应当注明具体的取证对象、方式、内容和期限等，以确保取证的规范性和针对性。此外，《规定》对远程询问提出了相关要求，在这方面，检察机关在日常办案中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可以充分借鉴、广泛运用。
当前，网络违法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网络犯罪治理任务依然繁重。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中央的部署要求，坚持依法治网，与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一道，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以实际行动回应人民群众对于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要求。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就《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答记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