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该案的裁判文书早在撤回公开之前已经看过，本不想参议。但因为职业圈子原因，不幸看到不少对该案的声援，认为许某蒙冤、无罪。阅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随便截图几幅如下：

既有人们灵感百出的脑补、臆测，却也不乏部分法律同仁们草率地信口开河，甚至有人上纲上线到耸人听闻的“政治错误”。

（二）

愤怒源自偏见。

愤怒的草芥用不乏恶意的推测主动捏造事实、添加情节，创造一个真假混杂的新案件，满足其想象中故事，群起攻之，众口铄金。

公安局副局长等公职人员是被害人？

法律平等保护任何公民，无论其是皇亲国戚还是草芥贫民，法律无需以无视公职人员保护的方式强调其亲民。

官员白嫖（或白睡）临时工？

既然案件性关系没有违背许某意愿的事实，自愿的不正当性关系却冠以“白嫖”是否存在双标问题？即一般平民间的不正当性关系不属于“白嫖”，仅是违背道德的行为，而涉及官员的不正当性关系则属于“白嫖”，不但违背道德，还违背契约，拒绝支付债务。

我认为这“白嫖”已经滥用，已对人不对事，因人而定。这是把女性权利在性领域的进行物化，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侵害了女性在不正当性关系中仍然作为一个人的应有尊严。

官员遭受敲诈勒索不及时报警是纵容犯罪？

可以明确，官员作为被害人角色的时候，是否控告犯罪是其个人权利而不是义务，没有义务告发（除非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等时，可以存在例外）。

警察因为其本身打击犯罪职责，对于他人遭受侵害的罪行是有告发、打击的职务要求的，但当警察自己成为被害人时，警察有权盘衡利弊，对控告权作出适当处分，就如同抛弃自己的财物那样，无可厚非。

至于“政治错误”之论，算了吧。可能案件本身就问题不大，而且也无需动辄上纲上线，随便扣上一顶“政治”的帽子。

以上这种种谬论，归根到底是人心中的魔鬼在作祟，魔鬼就是人心中已被黑化的警察形象、官员形象，愤怒源自这样的狭隘的、暴戾的偏见。

（三）

民粹的狂欢、戏虐代表群体的不理性抗议和宣泄，尽可一笑置之。但部分法律同仁参杂其中，信口开河，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有同仁认为一，该案许某索财系事出有因，基于此不能评价为刑事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此言差矣，系得其一不得其二。

确实，事出有因的索财并不一概而论定为非法占有为目的。为索取合法债务，不当使用了要挟办法的，而且索取的财物也不是和应得金额差距太大（过度索赔，因案具体而定），一般不认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但如果索取的财物或债务不是法定允许的或协议约定的，通常是倾向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

公开的判决书可以找到两个事实依据支持认定该案索财具备“非法占有目的”：

其一，许某在时跨五年期间，通过相同的作案套路，先与不同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以自己家人要闹事、告发等理由，抓住被害人害怕曝光、影响工作、家庭、名誉的心理软肋，索要9名被害人财物三百余万元。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如果要说许某在案中和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是情之所至，为感情纠葛而索取财物，不存在其他目的的话，那么经历第一次、第二次感情失败，许某应当知道以发生性关系为办法，追求一个人或维持一段感情是不切实际的，应该停止。

但一而再，再而三，在短短的五年间，前后九人十次，以同样的套路，取得款项三百万，这不符合男女谈情论爱的常情表现。

其二，许某案中交出财物的被害人无一例外，均是警察或工会主席、校长、卫生院工作人员等吃“铁饭碗”的公职人员。

这些公职人员有固定稳定不菲的收入，但又有组织清规戒条约束，涉及丑闻往往顾虑重重，害怕声扬曝光，大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愿意花钱消灾。

这样的一种群体对象恰恰和那种持“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或“无所谓、爱咋咋地”处事态度的群体形成对比，这显示许某在案中对涉案对象的物色、选择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谋划的，并非纯粹的一种谈情论爱目的。

许某和涉案对象发生性关系并非出于衷，动于情，而是一种动机不纯的物质驱动。

以上一二，可以综合认为，许某在该案不是一个情感羞涩的傻白甜，而是一个食髓知味的、危险的桃色陷阱设计师，可以设计出一种以发生性关系为铺垫，最终索取非法财物回报的局，并反复实施使用，非法获利。其索财行为具有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有同仁认为二，鉴于性关系的存在，相对方应当有所表示（物质回馈）。许某索要的是应当得到的，什么理由和借口，无关要紧。我认为很离谱。

把性关系和物质回报直接划上等于号，是否等同于性关系可以物质购买（婚姻关系、强奸索赔等除外）？

且不说法律对卖淫嫖娼的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规定，即使在民事领域也大概未曾见过支持、允许性交易、性报答的规定和案例。诸如基于解除非法同居关系请求青春损失费的、基于婚外情赠与关系请求履行给付的，实乏见立法、执法给予肯定。

此说不但无法寻求法律的支持，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睽睽相违。或许，二审裁判会在裁判文书中执行（法[2021]21号）文的要求，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文书释法说理。

（四）

案件裁判揭示的险恶在许某身上而不是警察、公职人员身上，案件舆情映射出的荒诞在民粹而不是司法。

不排除在不正当性关系中，一方可以获得另一方的补偿，但这种情形以给付方在意志充分自由的前提下，心甘情愿给付为限。

从当事人角度，大体可区分为两种：其一，一方以请求形式，不夹杂任何威胁、要挟内容，请求另一方给予补偿、善后、扶助等名义款项，给付方自愿给付的；其二，一方没有向给付方主张请求给付，另一方主动自愿给付款项的。

部分同仁的认识断不了屁股决定立场，利益主宰理智的病根。

明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要挟办法，强行索取一定数额财物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为何要断章取义，割裂事实，片面强调性关系的道德问题、性关系的损失补偿合理问题等，无视取得财物是通过以家人闹事、身败名裂后果相要挟的手段，更无视精心设局、反复实施牟利的非法动机，到底何故？

这里面存在理解和认识的分歧问题，属实，可求同存异。

但不排除部分人刻意曲解法律，有籍机扬帆万里，乘风破浪，通江达海，一逞声名的小算盘。也不排除部分人系耽于谣传的漂亮女孩图片，勾动六根之火，而蠢蠢欲动，以致放浪形骸，大放阙词。

这到底是民粹的狂欢还是职业的沦丧？

（五）

虽然定罪无疑，但法院的裁判也确实存在问题，不一而尽。

其一，在事实认定部分。

指控的第4起陈某甲10.8万、第8起林某14万和第9起108万，此三起涉罪事实在判决书里没有认定通过要挟、威胁办法索取财物，不符敲诈勒索犯罪构成，裁判犯罪依据不足。

这应是二审裁判需要查明的部分，也是许某罪轻辩护的入手之一。

其二，在量刑方面。

罚金500万元虽然符合刑法规定，但许某不是公司企业，也不是经济能人，能否履行如此巨额罚金值得怀疑。

要知道其退赃尚且不足，仅退得五十万元，无法悉数执行该案罚金岂不自损司法权威？司法解释已基于执行难的问题，主动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删减了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在此背景下，一审裁判巨额罚金应该三思。

其三，对赃款的处理。刑法规定，被告人违法所得，应予追缴或退赔。

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但一审裁判判决追缴被告人许某违法所得370余万，这意味370万元不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与裁判定性相悖。

既然属于敲诈勒索案件，理应将370余万元返还九位被害人。如果返还给九位被害人（公职人员）的款项存在合法性问题（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甚至在许某进入公安部门工作过程中有否违规违法？），完全可以另案处理，交由纪委监察委调查、立案处理。

其四，一审裁判文书上网后又突然撤下，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裁判文书上网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应当在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在互联网公布。依法提起抗诉或者上诉的一审判决书、裁定书，应当在二审裁判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在互联网公布。

文书上网是司法公开的重要内容，上述规定是强调文书生效后七日内上网的硬性规定，但规定没有禁止未生效文书不得上网（不得上网的文书主要为国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等等），也即未生效文书是否上网可由裁判法院具体裁量。

该案一审裁判文书未生效即公开并不违反规定，但既然已经公开，却在舆情鼎沸之下匆匆撤下，显为定力不足，授人予柄。

其五，据传，二审许某家属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后遭致二审法院拒绝，理由为已经由官方指派法律援助律师。

最高院适用《刑事诉讼法》解释第51条规定，对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的，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又代为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听取被告人意见，由其确定辩护人人选。

该案二审指定辩护人是否经许某同意并排除其近亲属委托律师，是否如同劳荣枝案指定辩护那样招致非议？这不应仅仅是一个口头通知或答复。

要平息家属质疑和愤怒，需要专门安排家属委托律师会见许某，核实其真实委托意愿。仅仅是核实委托意愿的会见，可以限定时间会见，可以安排监督，防止案情交流。